西行漫記 | 這是一群“不可征服的人們”

“在華北荒蕪的崇山峻嶺中，在綠色的長江流域，在華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裡，一個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漸地找到了自己的領路人。在蘇醒了的中國強大力量面前，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必將碰得頭破血流。”

——詹姆斯·貝特蘭

戰爭的特殊環境，往往能催生出深厚的情誼。詹姆斯·貝特蘭，一位曾採訪過多位中國共產黨領袖的外國記者，在追蹤中國時事、跟隨八路軍轉戰華北前線的歲月裡，結下了濃濃的“中國情”。他曾非常自豪地說：“我是第一位訪問延安的英國人。”

全程跟蹤報道西安事變

詹姆斯·貝特蘭，1910年出生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一個牧師家庭，受父親的影響，他對遙遠的中國充滿向往。1935年，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的貝特蘭榮獲羅德斯獎學金，得到赴中國學習中文的機會。1936年1月，他來到北平燕京大學，成為一名訪問學者。在這裡，他曾和黃華等愛國學生領袖同宿一舍，與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斯諾夫婦關系尤為密切。

1936年12月，貝特蘭從北平一份油印小報上得知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，但報刊充斥著對事件的各種猜測和謠言。他敏銳地意識到，自己正面臨著一個千載難逢的報道良機。在斯諾夫婦的幫助下，貝特蘭馬上動身趕赴正處於中國風暴中心的西安。應史沫特萊的邀請，年輕的貝特蘭參與了報道西安事變的廣播工作，與共產黨員王炳南的德國夫人安娜一起，每天用英語、法語、德語和俄語播報新聞。工作條件相當簡陋，貝特蘭回憶說：“做這個廣播工作很像驚險影片中的場面。我們在漆黑一片的廣播電台摸索著走到播音室。”通過史沫特萊，貝特蘭採訪到了事變主角之一、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將軍。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“統一戰線”口號，楊虎城回應道：“我們的看法就是，面對如此嚴重的民族危機，一切黨派利益都必須退居其后，都必須在抗日的旗幟下聯合起來，結成一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全國陣線。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，目前在中國，它完全能夠得到實現。”

從1936年12月27日到1937年2月8日，貝特蘭報道了西安事變善后的完整過程。他是唯一一位深入事變現場、報道危機直至終場的西方記者。他的專著《中國的第一幕——西安事變秘聞》，忠實客觀地還原了事變真相。在他看來，中國共產黨把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聯合起來，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攜手共御外辱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、抗戰大局為重的高度歷史擔當。

“不可征服的人們”

在西安期間，當貝特蘭獲悉西安附近的咸陽有一支紅軍部隊時，他立刻騎著自行車出城尋訪，最終在一個農民的熱心幫助下找到了紅軍。貝特蘭寫道：“他這麼做，並不要一分錢。我開始真正認識到了紅軍強大的一個秘密：似乎可以這麼說，只要有可能，中國的鄉下人總會給予他們保護和幫助，而這些對其他任何軍隊則從不給予。”貝特蘭發現，“這些年輕人一戴上紅五星，個性便立刻發生了變化。……這支隊伍體現著力量和自信，而這在用舊家庭傳統培養出來的青年人中間，是不常見的。伴隨著這種精神風貌，便是行為舉止的坦率和開放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這恰好正是西方人的特點”。

盧溝橋事變后，貝特蘭應毛澤東的邀請訪問延安。他十分關切的是，在中國曾對立十年之久的國共兩黨，究竟能實現何種程度的團結合作？這也是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形勢普遍關注的問題。毛澤東逐一回答了貝特蘭的疑問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以及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決心。在跟隨八路軍轉戰華北前線的戰火硝煙裡，貝特蘭更加理解了“統一戰線”對中國抗戰的重大意義。他在報道中寫道：“現在，一種新的團結觀念、一種新的共同利益的觀念，第一次在中國的各黨派和各階層中間萌發了。在前線，它正在戰火中得到証實，在那裡聯合的要求是最迫切的。”這是一群“不可征服的人們”。

1937年10月25日，《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》。（上海市檔案館藏）

義無反顧投身守港戰斗

1938年，貝特蘭經漢口轉赴香港，參與宋慶齡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（以下簡稱“保盟”）的籌建工作。他一面協助保盟《新聞通訊》的編輯發刊，報道中國抗戰，一面為保盟積極爭取國際國內各界的捐贈，特別是來自海外的醫療援助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發起了對香港的進攻，保盟處境危險，貝特蘭力勸宋慶齡離開香港，前往緬甸或印度重新開展工作。而他自己卻決定留下，以志願軍的身份拿起武器，投身到保衛香港的第一線，參與戰斗。在堅守18天后，港英當局宣布投降，貝特蘭不幸被俘。日軍希望貝特蘭能夠利用自己西方記者的影響力，為日本撰寫文章，宣揚美化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徑，遭到貝特蘭的斷然回絕。他先后被囚禁於香港和日本的戰俘營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，才得以釋放。

抗戰勝利后，貝特蘭寄贈宋慶齡的簽名照。照片上寫著：“期待重逢，希望是在中國，在最艱苦的歲月之后。”

新中國成立后，貝特蘭再訪中國，延續與中國人民的美好情誼。他對他的夫人說：“我的心有一半曾在中國。”

（本文作者：李薇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）